【疫情哪年来的/疫情哪年来的?

“疫情是哪一年来的？”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，在最近的家庭聚会、朋友闲聊中，竟常常引发片刻的沉默与犹疑，有人脱口而出“2019年底”，有人沉吟着说“好像是2020年初”，更有人模糊地以“就前几年”带过，那个曾经刻骨铭心、分秒煎熬的起点，正在日常的对话里,显露出第一道记忆的裂痕。

我们清晰地记得许多“感觉”——记得消毒水的气味如何霸道地侵占空气，记得口罩勒痕的隐约刺痛，记得屏幕里空荡街道的诡异寂静，但当我们试图为这场巨变钉下一个确切的时间坐标时，却发现它正在流沙般沉降，这不是遗忘，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位移：过于庞大的集体创伤，在试图纳入个人生命叙事时，产生了奇异的“时间褶皱”。

历史学者会指向一个个确凿的节点：2019年12月，首批病例报告；2020年1月，警报升级；世界卫生组织宣布“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”……这些是档案里的疫情，而我们记忆中的疫情，开端或许是自己取消的第一趟航班，是孩子突然开始的居家网课，是药店前第一次排起的长队。宏观历史与微观体验之间，存在一段充满张力的时差。 当国家层面的“抗疫纪事”与个人生活的“断裂瞬间”交汇，那个“元年”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年份,它成了公共事件与私人命运碰撞的模糊地带。

更深层地看，对起点的模糊，或许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保护，将一场持续数年、渗透至生活毛细血管的疫情，锚定在一个具体的“开端”，反而让它的庞大与绵长显得更加难以承受，模糊那个具体的年份，如同在心灵与一场浩劫之间，垫上一层薄薄的时间缓冲，我们并非不记得，而是记忆在以另一种方式工作：它更倾向于封装整体的“疫情时代”，而非尖锐的“爆发一刻”。

这引向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：当亲历者的记忆尚且开始波动，未来我们又将如何向后人讲述？史料记载骨骼，而记忆赋予血肉。 若骨骼清晰而血肉模糊，后世看到的将是一具怎样残缺的躯体？他们或许知道“2019-2022”的疫情时间线，但可能难以体会那种时间感——那些仿佛被按下暂停键又加速播放的日子，那些在方舱医院里从寒冬熬到炎夏的体感,那种不知终点在何处的漫长等待。

追问“疫情哪年来的”，其价值远不止于厘清一个日期，它是一次记忆的叩问，提醒我们：对抗时间侵蚀的，唯有持续而清醒的叙述。 我们需要在个人日记、家庭故事、社区口述中，保存那些鲜活的、带着体温和情绪的“时间感”，就像犹太裔学者对“大屠杀”的代际传递，不仅依靠历史书，更依靠无数个体的故事、诗歌、甚至沉默的传承。

站在今日回望，疫情或许正从“当代史”缓缓滑入“历史”的范畴，这个过渡阶段，正是记忆塑造的关键期，当我们谈论它的开端，我们不仅在确认一个事实，更是在选择以何种姿态,将这段集体记忆的接力棒传递下去。

下次当有人问起“疫情是哪一年来的”，在给出答案之后，或许我们可以多说一句：“那一年，我……” 因为最终定义那个时代的，不是冰冷的年份，而是无数个“我”如何度过、如何铭记、又如何带着伤痕与力量，走进年份之后的广阔光阴，时间的长河会冲刷掉许多细节，但人类通过故事,在河床上刻下自己的水位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