疫情解除的时间是几点

凌晨三点,手机屏幕的光刺得人眼睛发酸，业主群里突然弹出一条消息：“刚接到通知，小区封控马上解除，大家自由了！”后面跟着一串放鞭炮的表情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，心脏怦怦直跳，是真的吗？我掐了自己一把，疼，窗外还是一片漆黑，但对面楼已经陆续亮起了灯，像沉睡的巨人忽然睁开了眼睛。

我抓起外套冲下楼,单元门上的封条已经不见了，铁链和锁堆在墙角，几个邻居站在晨雾里，彼此隔着口罩对视，眼神里都是不确定的试探。“真的解除了？”王阿姨小声问，手里还提着昨晚的垃圾袋，没人回答，保安从岗亭里探出头：“可以出去了，文件刚到的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。

我走向小区大门,那道伸缩门，过去三年里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此刻完全敞开着，我站在门槛上——一边是小区的水泥地，一边是马路的人行道，这一步，我迈了三次才跨过去，脚踩在公共人行道上的瞬间，膝盖忽然发软，原来自由是有重量的。

街上开始有人了,便利店老板正在撕掉玻璃门上层层叠叠的二维码——健康码、行程码、场所码，胶很黏，他撕得很慢，像是在揭掉一块陈年的伤疤，早餐店的热气第一次在没有扫码枪监督的情况下飘了出来，油条的香味那么不真实，公交站台上，最早一班车的司机看着空荡荡的扫码机发愣：“…不用扫了？”乘客们面面相觑，还是习惯性地掏出了手机。

我走进地铁站,安检员拦住了我，我下意识地举起手机，他摇摇头：“不用了，从今天起。”过闸机时，我仍然把手机贴在感应区，那个熟悉的“嘀”声没有响起，闸机静静地敞开着，像一张沉默的嘴，我忽然有些失落——原来我们早已习惯被验证，习惯被允许，习惯在每一个入口交出自己的一部分。

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人,他什么也不做，只是看着湖面，我问他为什么不四处走走，他转过头，眼睛很亮：“我在等。”“等什么？”“等它真的结束。”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，“这里的闹钟，还没响。”

我忽然明白了,疫情解除的时间，从来不在任何一份文件里，不在午夜十二点，不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，它在母亲第一次放心地摘掉孩子的口罩时，在餐厅里陌生人重新拼桌的笑声里，在我们不再下意识地保持一米距离时，它在每一个重新学会信任的瞬间。

天完全亮了,城市开始喧嚣，车流声、鸣笛声、早市的叫卖声涌上来，像退潮三年后突然回归的海浪，我站在十字路口，红绿灯交替闪烁，绿灯亮起时，人群向前流动，没有人再小心翼翼地避开彼此的肩膀。

疫情解除的时间是几点？我的手机屏幕上，时间数字跳动着：07:46，但我知道，真正的答案不在任何钟表上，它在我们重新学会呼吸的这一刻，在勇气追上记忆的这一刻，在生活终于不再被“等疫情结束”这个状语从句修饰的——此时此刻。